[8] 公理体系的四个满足条件，是卡尔·波普尔在1959年出版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提出的。

应该从所有这些观点去考察法律。(31)在这里，主体、客体、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文化（观念、意识及精神）、传统、习俗、规范、制度、组织、机构、权力及物质财富，语言、符号、言说、交流、理解、仪式与行动，地域空间等等，共同构成现实的人的具体生活场景的要素。

吉登斯也认为"活动的场景(setting)"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地点(place)"，他所谈论的在这种"场景"中发生的个人彼此之间的互相定位以及"社会互动的情景"，倒与我们所理解的生活场景极为相似。又是有理性的，因为必须如此使人方觉得对，觉得说得通，觉得十分妥当。(28)艾四林：《哈贝马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每每是无形间受熏陶感化暗示而来。哈耶克把哲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哲学分成两大基本类型，一是以笛卡尔、霍布斯、卢梭和边沁等人为代表的建构论理性主义，二是以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埃德蒙·柏克和A·D·托克维尔等人为代表的进化论理性主义。

"而生活世界"乃是为行为角色的创造性活动提供相互理解的可能的建构性范围的因素的总和，它作为交往行为过程本身的产生来源，一直居于背后，作为背景性的因素，并只是作为文化传统力量在解释过程中体现出来。既然人们对法的神圣信仰是在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具体生活场景之中逐步建立的对规范和制度的信仰，那么，在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便不能不在思想观念和具体行动中认识并遵循这样两个方面的要求：其一，法治的所有规范设计与制度安排、组织设置与机构建制，都必须以尊重和方便社会活动主体的日常生活为合法前提，不得以任何"正当"的理由干涉、侵扰、妨碍甚至破坏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优士丁尼法典》和《学说汇纂》对法学家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它们与现代社会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对历史学家也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它们并非罗马历史上真正实践过的法律。

③相对谓词圆盘（Circulus Praedicatorum respectivorum）：差异，一致，对立，秩序，公平，不公平，形象，符号，关系。进入 舒国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评注法学派 法学的科学性 共同法 推释 。他们在推进注释法学派的方法论及法学原理的同时，也丰富发展了法学作品的类型。参见埃利希，见前注[52]，页341—342。

而且，事实上，法律（iura）也与具有必然性的事物相关。在黄金时代，巴黎大学是经院哲学和欧洲知识生活的绝对中心，有新的雅典之称。

[36]也许是为了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神学家以及教会法学家的说法相抗衡，这个时期的（世俗）法学家借用古罗马著名思想家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在《论演说家》一书中所提出的市民法科学（iuris civilis scien- tia）一语，[37]提出市民智慧（civilis sapientia）或市民科学（civilis scientia）的概念，[38]把它们置于最高级的学问层次，强调市民智慧或市民科学是真正的女王（a queen），它们像君主一样主宰着善与恶，将和平赐予整个属地，以君王般的华丽分赏赐物。他们基于优士丁尼《国法大全》，逐步参与政治话题的讨论，也使法学不再局限于私法领域，而向政治学—国家法领域渗透。[29]当时的法学家注意到：如果像公元1世纪末罗马著名的法学家普里斯库斯·雅沃莱努斯（Priscus Javolenus）所说的那样，市民法上的所有定义都是危险的，因为它们几乎总是能够被歪曲，（D.50.17.202.）那么结果似乎是：法学不是一门科学。12世纪，中国的造纸术经阿拉伯（793年）、埃及（900年）、摩洛哥（1100年），传到西班牙（1150年），然后再传欧洲其他各地，15世纪欧洲普遍掌握造纸术和印刷术，推进了新文化的发展。

[101]②萨利切托的巴托罗梅斯（Bartholomaeus de Saliceto，也写作 Bartholomew Salicetus，约1330—1412）。根据萨维尼的说法，巴尔杜斯的出生年份很有争议，其大概1327年生于佩鲁贾，1400年4月28日卒于帕维亚，时年约73岁。简单地说，他所引进的方法分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阅读法律（立法）文本（lectio liter- ae）。所以，如后来的学者指出，他们在学科研究上的目标仍然不过是划分和次划分，陈述前提得出结论，用极端的案例验证结论，多采诡辩的方法。

其根源最早可以追溯至13世纪70年代在法国巴黎大学人文学院（the faculty of arts）所爆发的一场有关授课内容（实质上有关哲学真理与神学[《圣经》]真理之间是非）的激烈争论。例如：如有疑义，宁可选择更加有利的解释（In re dubia benigniorem semper fieri interpretationem），或者苛责于人的是过错而非案件（Nemini casum sed cul- pam imputari），或者宁可选择公共的用途，而非私人的方便（Publicam utilitatem privato- rum commodis praeferendam），或者强暴与伤害均不能给自愿者增生利益（Volenti neq. vim neq. iniuriam fieri），诸如此类。

[113]穆法在《论法学研究的方法》这本书中还向读者展示了从《国法大全》中摘引的一系列通用论题（loci communes）。Andrea Errera， Supra note 5，at 137ff.[60]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Fn.55），S.608。

175年后，经院哲学进入所谓白银时代，大体从1525到1625年之间，其中心在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各大学，尤其是萨拉曼卡大学（Salamanca）。这并不说，评注法学家们有意要在认识论上陷入自相矛盾，而是法学这门学问本身的独特性（兼具[科学]思辩性和实践性）使然。这一要求迫使每一学科运用建立在自我的特有原理（principia propria）基础上的明证（证明）三段论。梯利，见前注[4]，页228。[84]巴尔多鲁涉猎领域广泛，在民法、商法、公法、刑法、程序法、国际私法等方面均有建树，将观点的原创性、形式的灵活性与法律执业者严谨的要求融为一体，在法律实务（特别是在罗马法与地方特别法、地方特别法相互之间以及罗马法与教会法之间发生冲突时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提出了影响至今的学说（比如有关城市法规适用冲突的法则区别说），[85]乃中世纪最杰出的罗马法学家、帝国法律的权威，为罗马法最终赢得在整个欧洲法学中的地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代的人称其为法律的光辉与明灯（lumina et lucer-na iuris），[86]殁后两个世纪（即16世纪）仍然被意大利人奉为法学界的王子（Principe de， qiureconsuti），德国人的著作称其为法学界之神（Gott der Juristen），[87]相当长一个时期曾流传这样的诸语：不是巴尔多鲁派学者，不能算是良好的法学家。不过，该法学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罗马的原始文献中的法学概念绝大部分丧失了其原来的内容而被充实了全新的内容。

欧根·埃利希曾经对法书的法学（包括《萨克森法镜》、《施瓦本法镜》等法书）给予了详细论述（参见埃利希，见前注[52]，页267—270）。（nemo bonus lurista nisi bartolista，也可译为唯有巴尔多鲁派学者才是真正的法学家）[88]由于巴尔多鲁对14世纪后期以降的中世纪法学之发展产生过不可比拟的影响力，评注法学派有时也被称为巴尔多鲁学派（Bartolists）。

[94]巴尔杜斯年轻时先后在佩鲁贾和比萨学习罗马法，师从巴尔多鲁等人，1344年在佩鲁贾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在波伦亚、比萨、佛罗伦萨、帕多瓦、佩鲁贾、帕维亚等大学担任教授。故此，应该把市民法分成若干类别（属），再将这些类别分成若干部分（种），继而对每个属和种的特性进行界定，那么就会得到一门完美的市民法科学。

他摒弃了（波伦亚）注释法学派的如下观点：即当法律与法律事实不相一致时，事实必须调整以符合法律的文义解释。相关的历史资料另参见舒国滢：罗马法学成长中的方法论因素，《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1期。

它们属于讨论单独的、依赖原典结构中的某一特定主题之文献，包括专题论著（tractatus）和其他类型的专著文献（封建法大全，城市条例问题集，区别类文献），[132]通常涉及封建法、诉讼程序、地方立法的解释问题以及城邦法规（条例）与罗马法或共同法之间的关系等。一度被称为东罗马帝国出类拔萃的法学家的特里波尼安本人也因此受到抨击和谴责。[140]在评注法学派时期，学者们针对各种形式的特别法（本国法）撰写的文献构成各国法学文献的组成部分，在某些国家，它们甚至几乎是那个时代学者法学文献的唯一形式，这其中包含针对特别法（本国法）的注释文献（比如，德国14世纪法学家约翰·冯·布赫[Johann von Buch，约1290—约1356]对《萨克森法镜》领地法的注释[141]）、鉴定意见书、专著（比如，约翰·冯·布赫所著的《领地法法官进阶》[Processus iudicii]，15世纪西班牙法学家蒙塔沃的迪亚兹[Diaz de Montalvo，1405—1499]所著的《论国王会议》[Tractus de consilio regis][142]）和参考书（如迪特里希·冯·博克斯道夫[143]编写的《〈萨克森法镜〉法律索引》[Remissorium iurs zum Sach- senspiegel]）等。第二，评注法学派通过撰写鉴定意见书等方式参与法律实务，妥当地解决了共同法与地方特别法在适用上所遇到的难题，使古老的罗马法原则与城市立法、封建习惯、日耳曼习惯以及教会法原则和谐共存。

事实上，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过程从12世纪中叶即已开始，而且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科学进化的整个历史。西班牙瓦伦西亚学者佩德罗·胡安·贝鲁加（Pedro Juan Bel- luga，约14OO —1468）著《君主法镜》（Speculum Principum）。

参见梯利，见前注[4]，页228。合同的效力适用缔结地法，即使涉及地产买卖也如此。

事实上，评注法学派不可能以法学的科学性之理论宣称来取消法学本身作为实践知识、智慧和技艺的学科性质。然而，这个结论又与乌尔比安在《规则集》（第1卷）中所说的法学是关于神事和人事的知识，是有关正义和不正义的科学（D.1.1.10.2.）定义相矛盾。

有关注释法学派的方法，特别是阿库修斯的注释，参见舒国滢：波伦亚注释法学派：方法与风格，《法律科学》2013年第3期。[128]2）判决类文献（Enscheidungsliteratur）。[105]（4）伊莫拉的约翰内斯（Johannes de Imola，约1370-1436）。13世纪中后期欧洲的法学家同样面临着一个迫切的任务，即考察他们的知识基础

于是，在人为其生活的追求与努力当中，便无时无刻不体现出其独特的审美旨趣与美学思维逻辑。我们不妨详引其言于后。

"⑹ 这样，法治的审美立场在现实的人的现实的法治生活之中，便不能不体现为既不背离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又坚定地朝向现实的人的理想生活这样一条美学标准，其核心乃是用理想来观照人的生活现实。因此，法治之美学意境不能不是一种残缺的美。

向它提供必要知识的顾问们是它的'记忆'。"⑸因此，法治作为人的一种现实的规范性生活方式，既不能不密切关注现实的人的生活现实，也不能不密切关注现实的人的生活需求与生活理想。